《觉醒时代》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围绕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历史人物，展现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共产党成立党的中国，这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觉醒的时代》海报

该剧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是什么唤醒了人们？在各种救亡图存中，马克思主义为何能生根发芽？知识启蒙和社会革命的概念早已为大家所熟知。 《觉醒年代》借助创作者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和纯熟的画面剪辑技巧，更加具体地呈现了危机时刻救国的紧迫性和时代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首先，《觉醒年代》并没有提供死板的说教，而是通过各种生活化的细节塑造了许多饱满、生动的历史人物。

陈独秀第一次登台时就打破了常规想象——衣衫褴褛，随手拿起一盒剩菜坐下来吃，并因言语过激而遭到留学生攻击。从日本归来后，他探讨了开启人们智慧的思想，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甚至表现出慷慨激昂、无畏理性。但在家庭中，他却是一个固执的父亲，想教导孩子却又放不下架子和沟通。他被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指责为“封建族长”。父子俩理念不同，关系常常紧张，表达关心的方式也很尴尬。这些情节充分展现了人物的复杂性。

对李大钊家庭生活的关注，进一步凸显了他无与伦比的革命热情和人格魅力。受人尊敬的寿昌先生在家中被妻子赵仁兰昵称为“含陀”。由于借钱给学生交学费，他手头拮据，他就认真地给孩子们讲述“吃肉的坏处”。赵仁兰去北大送饭，夫妻俩在雨中交谈。李大钊答应等学校能设立安静的课桌时教妻子给他写信。此时，两人都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因为他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对彼此的爱和坚定的信念都在言语中。

值得一提的是，有两款极具艺术感的外观设计。

雨中的长沙，年轻的毛泽东拿着几本用布包着的《青年杂志》在街上奔跑。一组不到两分钟的镜头几乎浓缩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苦难和混乱：一个乞丐在泥里捡起一个馒头；水牛被牵着走；军阀骑在马背上，持枪冲锋；商贩推来的一筐鲜鱼掉在地上；阁楼上的人冷漠地看着；老妇人喊着要卖掉她的孩子；小少爷坐在车里，吃着三明治。金鱼在水缸里困了；一群大雁扑腾着，跳跃着……他走过，看见了，记在心里。

在北京菜市口，刽子手一砍下犯人的头，许多人就围过来，给官兵塞钱，把馒头沾血给家人治病。人们的无知、麻木和冷漠清晰可见。此时，一名男子正在摊位上看报纸，背对着刑场。纸向下折，露出了鲁迅的脸。

诸如此类的镜头语言还有很多。蚂蚁、驼铃、车辙、黄沙、剪影、木刻等反复出现的元素，隐喻丰富，不闲着，不仅使人物更加深刻、立体，也凸显了创作者的高度。写意的审美表达。

其次，《觉醒年代》把握了文学气质和现实态度，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当时激烈的思想对抗和道路探索的艰辛。

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一本杂志、一所大学，新旧斗争不断，理想蓬勃发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推动学术研究，倡导“思想自由、包容”。各派人物歌唱，我出现。剧中通过陈独秀等人主办《新青年》杂志的线索，串联了许多影响当时年轻人的文章，如李大钊的《青春》、胡适的《文学略论》等。改革开放》、毛泽东《体育研究》、鲁迅《狂人日记》、陈独秀《实验室与监狱》等。 《狂人日记》最为详细。他在愤怒中开始写作，没日没夜地写作。光影变幻中，鲁迅脸上的一滴泪水，透露出他平静之下的悲伤和愤怒。

文学思想中新旧流派的斗争日趋激烈，如著名的《敬宣王上书》的双演信事件和辜鸿铭“编在头上、编在心上”的言论。 ”。这些有趣的文人故事既调节了沉重的气氛，让剧情节奏更加轻松，又客观地看待时代发展的局限性。虽然后来有人与陈、李分道扬镳，但剧中依然展现了他们这一时期的进步和积极的事迹；辜鸿铭、林纾等复古宗教团体虽然不认同新文化，但始终保留文人本色，蔑视军阀政府。同谋，用阴险的手段陷害他人。

新派人物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无论是走法国道路、美国道路还是俄罗斯道路，杜威的实验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潮风起云涌。一群人走在风大、泥泞的路上，希望能找到那个人。 “真相”。归根结底，新旧都是相对的。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救国之道，为中国这个病态的国家注入一剂良药。

巴黎和会召开时，北洋政府试图向二十一条凌辱条款妥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五四运动期间，政府压制学生爱国热情的行为，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彻底放弃了幻想。偌大的校园里根本容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共和国已经不值得为之奋斗；国家已是一片废墟，在强盗世界中屡败屡战，饱受欺凌。

一些年轻学生出国留学，去更广阔的世界寻找答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谢幕极其催泪。与剧中其他角色在幕后只用字幕介绍自己的生活不同，两人告别故土时坚定的脚步，与从龙华走向刑场时被枷锁的双脚平行剪辑在一起。 1927年和1928年的上海警备司令部，青春而温暖。那踉踉跄跄的笑容和那张视死如归的脸，令人震惊。

仁人志士也走上了一条更加彻底的救国求生之路。早在江南考察和长辛店工人接触中，李大钊目睹了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逐渐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当他们冒险送陈独秀逃离北京时，看到天津海河流离失所、挨饿的景象，不禁低下头哭泣。这里产生了共鸣。经过各种启蒙改革的尝试，国家仍然满目疮痍，人民仍然受苦受难。 “南陈北会建党”有着更明确的动机——为了大家当国家的主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至此，回到最初的问题，是什么唤醒了那个动荡时代的人们？在各种救亡图存中，马克思主义为何能生根发芽？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是一代年轻人的热血，一扫民族血液中的麻木和冷漠。正是革命先行者孜孜不倦的追求，让真理拥抱了这个饱经沧桑、充满希望的国家。 （诸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