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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GE Morrison）是近代来华记者中的一位响当当的名字。清末民初历任《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通讯员及民国政府顾问。曾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总统任职。他的报道为他赢得了非凡的声誉，保罗·弗伦奇认为：“有必要关注20世纪初驻京的许多其他年轻记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莫里森的光环下成长的。”学术界对莫里森的评价有质疑，也有赞扬。例如：“从1897年2月被任命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到1918年12月，当他离开中国时，已过去近二十二年了。这些年来，莫里森的足迹遍布除西藏以外的整个中国，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的了解超过了所有同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丰富多彩的经历使他以独特的视角看待晚清。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莫里森

莫里森中年时回忆道：“我喜欢到处流浪的游牧生活，喜欢一个人去旅行。”这种独自旅行的爱好从他年轻时就开始了，并持续了他的一生。 1879年2月，莫里森过完17岁生日后不久（有人说他16岁），他从家乡吉朗步行到昆斯克利夫，花了近6小时，近21英里，然后步行返回。 。这可能是莫里森第一次独自徒步旅行，这只是一个小测试。在他随后的一生中，他进行了多次冒险旅行（包括多次在中国境内的旅行）。下表是他来中国之前的探险旅行经历：

莫里森来中国前的探险旅行经历

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莫里森从小就养成了“探索式写作”的习惯。新几内亚探险队惨败后，他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经过两年半的学习，他于 1887 年 8 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去了美国和牙买加，然后又去了西班牙，在那里当了一年医生。后来，他因为受不了老板的安排而辞职了。此后，他再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四处流浪，花光了所有的钱。钱都拿到了。 1890年底，他贫困返回澳大利亚，在巴拉瑞特当了一年的住院外科医生。最终，他因为与老板的多次矛盾而不得不辞职。来中国之前，莫里森的经历也大致相同。成年后，莫里森只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几年。他的骨子里似乎总有一种想要跑出去探索外面世界的冲动。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曾写道：“我真诚地希望有一天我会成功，名扬全世界……你要求我不要冒不必要的风险，但我不是那种害羞的人。”远离丝毫危险”。探索和旅行是莫里森的爱好，成名是他的愿望。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莫里森的性格决定了他在考虑未来的时候，除非别无选择，否则稳定不会成为考虑的因素，至少不会放在第一位。当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新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担任接近权力中心的中国政府顾问），对他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

莫里森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应该在他去留的决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西方人眼中，19世纪末的中国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中国人是一个野蛮的民族。莫里森来中国之前，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并不了解。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与大多数西方人相同。然而，第一次长途中国之行改变了莫里森原有的偏见。 1894年2月，马礼逊先从上海出发，沿江而上至重庆，再经中国西部和克钦山脉到达缅甸边境。在他后来根据这次旅行写的唯一一篇游记的开篇中，他写道：“下面的叙述将告诉读者这次旅行是多么轻松愉快。和我的同胞一样，我带着对中国人的深深的欣赏而来。”然而，这种感觉早已被强烈的同情和深深的感激所取代，在中国几个与欧洲一样大的省份中，中国人民总是给我友善、热情的印象。 ”。

莫里森和跟随他近二十年的老管家孙天禄。

当时的中国大陆山清水秀，人民却生活贫困。一些地区，人民遭受传染病、饥荒、瘟疫之苦，到处饿死。莫里森非常欣赏中国的美丽风景，在他的游记中总能看到对美丽风景的描述和赞叹。对于婴儿溺水、饥荒期间贩卖妇女为奴、酷刑、乱葬坑等现象，他通常采用描述性的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评论。他不同意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忘恩负义、残暴杀婴、不文明等指责。例如，他开玩笑地写道：“中国可能很不文明，渴望教会的拯救，但中国的礼仪过于繁琐。当我们高贵的英国人在森林里觅食，用破布遮盖自己野蛮的外表时，许多现代文明中国最受推崇的礼仪在这里出现了“类似的对中国或中国人的辩护在游记中很常见。有学者认为，莫里森虽然对中国人怀有同情和感激之情，但他“以英国人的立场，带着生活在英帝国主义氛围中产生的强烈优越感来叙述这种情感”。 “这也许是一个恰当的评价，但如果我们把莫里森放在东西方实力悬殊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我们会对他有更好的理解。从1750年到1900年，西方世界扩张基本完成，重要事件是大英帝国的初步崛起和中华帝国的最终衰落。1792年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到了1850年左右，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GDP已经下降到只有世界的15%左右。从“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子的中国”的美好形象，转变为“专制、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的形象。想象一下，当时的英国意气风发，中国病态。对比如此强烈。莫里森虽然是澳大利亚人，但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员，态度上难免带有一定的优越感。如果他没有优越感，就会被认为是超然的。

1894年西南行访问中国后，莫里森又两次长途访问中国。 1906年底至1907年，他从北京出发，经开封、汉口、长沙、桂林，最后到达河内，考察了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等省。 。 1910年1月至7月，对中国西部的陕西、甘肃、新疆进行了半年的考察。莫里森此行汇报了晚清新政的成果。 1907年9月，他回到伦敦后，应邀在中国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内容充满了对中国的乐观情绪。他认为，“中国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也有更多值得赞扬的地方——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军队改革的尝试以及国内新闻界的成长”。 ，以及全国人民对政府禁烟努力的一致支持，这一切都展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坦诚和勇气。”莫里森非常重视调查取证。他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各地，特别是中国的腹地，看到了比一般中国人更多的现实。毫不夸张地说，他比一般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此外，他还博览群书，注重收集和阅读各种与中国有关的西方书籍（巨大的莫里森图书馆就是证明），总能将自己的旅行经历与读过的相关作品联系起来。评价比较，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已经证明了清廷的腐败和崩溃。莫里森当时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态度，很大程度上与他对国家历史的了解和对人民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后来，当莫里森接受政府顾问一职时，他也非常关心“如何将‘新中国’凝聚成一个稳定、进步的政治实体，并跨入20世纪的主流社会”。 [ix] 对于仅活了58岁的莫里森来说，中国是他人生中留下最深印记的地方。对他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他冒险发财的地方。

莫里森对中国人的感情也从他留下的许多与仆人的照片中可见一斑。最经典的照片是1905年拍摄的，莫里森戴着帽子，和两个仆人的孩子坐在自家院子的台阶上。照片中的人微笑着，气氛融洽。 1920年5月，莫里森去世前，仍盼望着回到北京。他的妻子曾对朋友说：“我想，如果他真的必须死，最好死在北京的家乡，死在他深爱的环境和朋友里。”去世前，他向老东家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致敬，在回信中，他热情地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周围的事物如此感兴趣，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兴趣”。尽管我现在渴望与远东（尤其是中国人）保持联系，但自从我生病以来，中国人对我和我的妻子非常友好和关心。”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直珍视的一个。我的希望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我不能救自己，我会死在中国，死在中国人民中间。”这些年来，他们非常关心我。”

莫里森和仆人的孩子们在屋里。

马礼逊第一次见到袁世凯是在1898年1月，当时后者在天津小站练兵，但他们真正的了解和交往是从1902年3月马礼逊前往直隶省会保定会见袁世凯开始的。到1912年，也就是莫里森从《泰晤士报》辞职的那一年，莫里森和袁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持续了十年。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政府罢官，莫里森心怀怨恨。 1911年辛亥革命前，莫里森写了一份关于袁世凯生平的备忘录，并在辛亥革命期间出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花了大量时间报道袁世凯的情况。据窦坤研究，特别是1911年11月16日以后，莫里森明确把拥护袁世凯担任共和国总统作为主要报告和活动。 1911年11月下旬至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三个月来，莫里森主要为袁世凯做了六件事：一、游说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当总统。 2、游说日本外交官改变对君主立宪制的立场。 3、在报纸上公开英日对袁世凯的压力，可以间接达到促使日本尽快放弃君主立宪制的目的。 4、发起与洋商交往、劝清皇帝退位的运动。 5、为袁世凯“光荣”当上大总统提供意见和建议。 6、反对迁都南京，提出原方案。尽管当时他还是《泰晤士报》的记者，但他的身份已经悄然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个局外观察者变成了中国事务的直接参与者。

莫里森长期支持袁世凯，并帮助袁世凯成功当上总统。袁征任命他为顾问，接受聘书，似乎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情。莫里森没有立即接受袁的任命书。当时，他正焦急地等待着自己求婚的父亲的回复，他也很担心，因为他不确定对方是否会同意把女儿嫁给他。 1912年7月，对方回信同意他们结婚。 7月底，他致电袁世凯幕僚蔡廷潜，表示愿意担任政治顾问。 8月2日，蔡廷干写了一封确认信：“附上文件，它不是纸质协议，也不是协议，合同都不是合同，是政府和人民主动、真诚地发给你们的。”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任命书，表示接受和认可，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光荣的任命书。年薪3,500英镑，250英镑的住房补贴，以及就业机会。需要200英镑的秘书津贴，每年总计3950英镑，分配给一名中文翻译，差旅费另计，每年还有两个月的带薪休假。袁世凯开出的薪水几乎是时代的三四倍。随后，莫里森与未婚妻在英国结婚。当时，伦敦对莫里森成为中国政府顾问的消息反应热烈。

与他对袁世凯的热情态度相比，莫里森和他的澳大利亚同胞、驻华著名记者威廉·H·唐纳德一样，对当时的孙中山嗤之以鼻，认为孙中山的救国计划根本忽视了孙中山的救亡图谋。中国的现实。乌托邦。与袁世凯的长期友好关系是莫里森接受任命书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段关系，他可能不会因为高薪而选择留在中国。

袁世凯

莫里森在《泰晤士报》的直接上司是外国新闻总监瓦伦丁·奇罗尔爵士。吉乐儿曾是《泰晤士报》驻华特约记者。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四年后，他加入了《泰晤士报》。他比莫里森大10岁。当他加入《泰晤士报》时，他还担任外国新闻部的助理主任。莫里森和吉尔斯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日本的态度和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莫里森原本主张英国联日打压俄罗斯。日俄战争可以说是他一手造成的。由于他的斡旋和推波助澜，这场战争也被称为“莫里森战争”。日俄战争后，特别是1906年4月以后，日本在中国东部三省的行动，使莫里森原有的亲日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英国对日本行动的默许，让莫里森对英国失去了信心。在批评日本的同时，他开始积极报道清廷的新政策。他对晚清新政的乐观态度与他的上司吉勒尔和同事乔普·布兰德的悲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导致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张。

到了1908年，《泰晤士报》正处于重组的关键时期，莫里森和吉拉德之间的怨恨越来越深。例如，凯勒认为莫里森关于中国外交关系的电报完全违背了《泰晤士报》的政策，因此他必须进行控制。他在给莫里森的信中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你对日本表现出的公开的、不可接受的敌意。你必须明白，这与《泰晤士报》和英国政府的政策完全不同……”他敦促莫里森从大英帝国的角度看问题。这次冲突导致他们之间几个月的沟通中断。

莫里森揭露日本人在满洲所作所为的电报总是被吉莱斯皮封锁或删除。 1910年，在与改组后的报社新东家北燕男爵谈话时，北燕男爵问他什么时候回北京。莫里森讽刺地说，他认为回去也没用，因为他已经两年没有工作了。言下之意就是他的报道被删除或者被禁止。 1909年，日本邀请吉乐尔访日。吉乐尔提议日本也邀请莫里森，认为这会改变莫对日本的反对态度，但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莫里森也认为季乐儿是他成功的障碍。除了打压莫里森的报道之外，季乐儿也确实成为了莫里森职业生涯的绊脚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原本打算任命莫里森为驻北京公使。他向基勒寻求建议，但基勒以莫里森过于亲华为由表示反对。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一直是莫里森的职业抱负。吉尔斯这样做无疑会毁掉莫里森的政治前途。最终莫言未能当上尚书，错失了崛起的大好机会。两人的关系此时已经无法改善。 1911年，在得知吉乐尔要去中东旅行六个月后，莫里森只是希望他最好离开，永远不要回来。两人的关系在1912年表面上缓和了，当时吉乐儿因为被封爵而即将退休。当时的主编乔治·巴克尔说服莫里森表达谢意，莫里森无奈只得给季乐儿发来贺信。

《泰晤士报》重组后，莫里森与新东家北燕男爵的关系也很普通。莫里森评价贝燕是一个善变的人，在员工中挑拨离间。后来，当莫里森被聘为中国政府顾问时，北燕并没有向他表示祝贺，甚至根本没有与他联系。两人在莫里森去世前不久再次联系，病重的莫里森主动去看望北燕。总的来说，在《泰晤士报》的前几年，莫里森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后来他和老板的关系恶化了，让他感觉越来越憋屈，感觉自己处处受到打压。回顾莫里森来到《泰晤士报》之前短暂的医生生涯，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与上级发生矛盾的“惯犯”。这或许与他始终立场明确、从不轻易妥协的性格有关。 “与报纸编辑发生冲突是外国记者常见的职业烦恼。再加上莫里森不妥协的性格，让他更加烦恼。工作了15年后，他和他的英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变得更加认同。”中国。”

莫里森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他的报道涵盖了清末民初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1898年维新运动、清末新政、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中国的历史、日俄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退位等。此外，他的家庭图书馆和繁忙的社交活动为他建立了庞大的人脉网络。据统计，他在北京期间，结识了至少100名在华外国人和至少35名中国人。政要及各类专业人士。他的人际关系网使他总能及时获得第一手资料，工作游刃有余，赢得广泛信任。几乎每天都有不同国籍的外交官向他寻求建议。就连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在外国人眼里也被称为莫里森街。然而，他厌倦了工作，甚至厌倦了自己。他写信给香港《远东评论》杂志编辑、澳大利亚同胞莱昂内尔·普拉特(Lionel Pratt)，表达了他对在中国工作的厌倦以及对澳大利亚家乡平静生活的向往：“我厌倦了无休止的……我我每天总是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工作不规律，努力从信息中提取事实，并尽力了解中国人的动机，我想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个乡村安定下来。 ……”他厌倦了当记者只能“无休止地讨论”各种中国问题，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我对这些问题只是理论上的感觉。我只能口头上谈论这些问题，而没有做任何实际工作。我打算……在我太老之前做点什么。”他常常抱怨自己成天只为别人做嫁衣。

莫里森从小就雄心勃勃。他18岁时编辑《澳大利亚探险文集》时，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要做一番大事的雄心。作为一名探险家和记者，莫里森取得了成功。但他心中仍然涌动着想要成就一番伟业的野心。他曾希望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但未能如愿。如今，他虽然作为一名知名记者，在外国驻华使节和中国政要之中游刃有余，却只能在报纸上纸上谈兵。这样的生活对于莫里森来说并不新鲜。再加上莫里森当时正患病，莫里森对新闻业更是不感兴趣。

从莫里森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早在1904-1905年，他就患有多种疾病：鼻衄、痔疮、风湿、痛风、消化不良、阴囊积水和睾丸炎。有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非常沮丧，真想自杀。” 1912年，50岁的他患上了滑膜炎，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与此同时，他的经济状况也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家里的账目一团糟，钱总是花得很快。他甚至无法承担住所和图书馆的日常费用。 “我透支了200元，还欠书商200元……未来并不乐观。”他甚至开始变卖自己的收藏品。

尽管身体和经济状况都很糟糕，但与此同时，莫里森又陷入了新一轮的爱情挣扎。 1911年，他一头栽进了澳大利亚女孩贝西的温柔陷阱，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912年4月，莫里森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澳大利亚一家报社聘请的助手珍妮·W·罗宾(Jennie W. Robin)，他立即向她吐露了心声。并征得对方同意。这意味着他即将告别50年的单身生活。与此同时，回到澳大利亚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而这次的回归将会与他年轻时的每一次来都不一样。首先，他年纪大了。如果他回国，他很可能会在澳大利亚度过余生。在家乡度过一段时光。第二，他不再孤单。他很快就要结婚了。作为丈夫、一家之主，他必须为家庭的未来深思熟虑。 1912年5月17日，莫里森写信给《泰晤士报》主编巴克，询问如果他现在退休，报纸是否可以给他养老金。巴克回信称，莫里森不符合相关条件，无法享受养老金。在莫里森写信给贝克尔之前，袁世凯就已经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莫里森尚未同意。那时，他还在等待珍妮父亲的回复。如前所述，他于7月底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书。从四月到七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他向珍妮表白了——袁世凯有兴趣雇用他——他写信要求养老金被拒绝——收到回信珍妮的父亲答应了——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书。由此可见，他没有立即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书，说明他当时有强烈的返回澳大利亚的愿望；他在给报社老板的信中也没有提前透露袁世凯的任命书，表明他无意利用可能的新东家。 “威胁”他的原雇主提高他的工资或分配他的养老金。珍妮父亲的回复是他决定留下来的关键：如果婚姻失败，他可能会选择独自返回澳大利亚（即使没有泰晤士报提供的养老金）；如果婚姻成功，他就必须考虑养家糊口的实际问题。袁世凯的优厚待遇看起来很诱人。

莫里森和他的三个儿子出生在北京。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可以还原莫里森1912年决定弃文从政时的样子：当时，他已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十五年（1897-1912）。他基础扎实，人脉广泛，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另一方面，与上司的意见不合以及长期的不和让他心情郁闷。与此同时，他身患多种疾病，厌倦了事业，陷入了经济困境。回到澳大利亚家乡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这种告老还乡享受宁静生活的感觉，与他本身爱冒险、不怕冒险的性格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当时的现实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无奈。如果莫里森还是一个人，独自回家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即使没有养老金）。然而机缘巧合，他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比自己小28岁的助理。对方的父亲也同意将女儿嫁给他。这个时候，留下或离开已经不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了。他也必须肩负起对家人的未来负责的重任。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书对他来说是最现实可行的路径：专业上，他可以转行，摆脱他厌倦的新闻行业；在专业上，他可以跳槽，摆脱他厌倦的新闻行业；在专业上，他可以摆脱他所厌倦的新闻行业。在经济上，它可以帮助他养家糊口并维持他庞大的私人图书馆。 ;从情感上来说，他能够继续留在自己熟悉的中国，在性格层面上与自己的性格相符，也能帮助他实现长久以来的政治抱负。因此，莫里森决定辞去《泰晤士报》职务，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实际上是当时复杂情况下的必然。